放射科代表参加第104届北美放射学会年会（RSNA 2018）

比如，通过建立类似于市场交易机制的生态补偿制度，使地方政府通过财政协同方式开展环境治理时具有更大的主动性、积极性，不再使其作为帮扶性、恩惠性与临时性的道义举措。

【注释】 *本文系中央财经大学青年科研创新团队支持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制├────┼───────────────────────────────────────────┤ │ │行政法规│若某些法律不能及时制定，可在《宪法》、《立法法》的框架内制定行政法规，但要符合法律  │ │ │   │保留的要求。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本质上是以市场经济为背景的分权……中央集中的基本上是宏观经济管理责任和调控权，地方在最合适于地方政府行使社会经济管理能力的领域应有更为明确的自主管理权。[8]段铸、王雪祺：《京津冀经济圈财政合作的逻辑与路径研究》，《财经论丛》2014年第6期，第34页。（二）地方政府的事权与支出责任 地方税权与税制的设定与各级政府的事权具有直接关系，税收征管本身就是一种事权的执行。在缺乏财政法治传统的中国，财政工具化倾向尤为突出。地方政府开展财政协同必然会以各自利益为出发点，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最终目的。

预算外和非预算资金可以说是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这个财政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预算约束。由此，区域财政协同治理应当定位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其目标一方面在于实现财政的经济杠杆作用，在优化区域资源配置，维护区域市场统一方面发挥经济职能作用，提供财力保障。[75]而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四篇内，麦迪逊已经在主张美国道路的普遍意义：这是美国的幸福，我们相信，这也是全人类的幸福，革命者在追寻一种新的、更崇高的事业。

[42] 3.共和主义的批判 我们都是共和主义者了，有学者这么形容上世纪80年代美国宪法理论共和主义复兴的盛举。如保罗·卡恩所言：民族是一个信念的共同体……革命杀死了国王，但也宣布了一种新主权的存在：我们人民。[50] 麦克尔曼的答案就是共和主义的审议政治，原本理性自利的私人在进入政治后就成为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公民，他们所参与的政治审议就定义了一种法律生成的政治。正相反，法院被认为是基于要去压制法律的需要，在两种或多种法律之间进行选择的需要，为诸法律进行层级排序的需要。

霍姆斯大法官尝言：宪法是为具有根本不同观念的人们而制定的,[95]就此而言，如何在众声喧哗乃至诸神分裂的条件下，让先定承诺的宪法规范成为共同的游戏规则，在一部宪法必定会出现各自表述的情况下，不至于造成文化分裂乃至内战，就需要本文所说的同一性认同的叙事。但是，活在当下的政治是完全碎片化的，是没有时间性的，其每一刻都是一次旧的结束，同时又是一次新的开始。

其次，历史虽然并未走上杰斐逊的道路，但这并不等于否定它的意义。其结果是，在每个家庭中，那些场面都从丈夫、父亲、儿子或兄弟的身上反映了一部活生生的历史。为什么一时的制宪者可以制定出千古永续的宪法？为什么在今天奉行原旨主义不会造成死人之手的统治?为什么一个由早已死去的白人男性有产者所制定的宪法，还可以统治生活在21世纪的美国人？[26]杰斐逊确实道出了宪政之先定承诺的正当性困境：一时的制宪者如何有权制定千古的宪法，当制宪者——很多情形内都是背负着原罪的制宪者——早已退出历史舞台，其肉身早已化为矿物质后，为什么由他们制定的法律并未身与名俱灭，其效力反而如不废江河一样万古长流。我们无人可以逃脱历史的语境，因为我们的身份认同，无论是作为个体的人还是作为德国人，都已经与之不可分割地织缠在了一起。

三、宪法叙事的生成及其技艺 这一革命的共同体具有一种跨越时间式的存在：所有的个人——现在的和未来的——都是作为人民主权的成员而参与其中。生活在今天的美国人并未参与费城宪法的起草、选举和批准过程。回到摩根的语境，他的问题是现代政治在消灭了国王作为国家的神秘肉体后，如何重新确立主权。此论述起始于杰斐逊在《独立宣言》内所说的美国立国原则：政府的正当性来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因此一部宪法是否有让我们遵守的权威，就在于它是否得到了我们的同意，这是人民主权学说的一种表达。

[31]在进步主义的历史叙述中，费城制宪本身即是有产者对革命果实的篡夺，参见（美）查尔斯?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何希齐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根据《美国宪法》的序言，我们人民是为我们自己以及子孙后世制定了本宪法。

每一代人在时间进程中都构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单元，自治政府只能在此尺度内生长。列文森曾在费城制宪两百年之际出版名著《宪法信仰》，没有谁比他更理解宪法信仰在宪政实践中的基础作用。

换言之，是在连续性的叙事中定位变革，还是在变革的叙事中捕捉连续，结构的不同就意味着基调的区别。事实上，正是这种没有故事的个体才有最大程度上的选择自由，而正是个体的选择决定了个体以及共同体的身份。杰斐逊设想的是每一代人都能重新开始的政治，在他的共同体模式中，每一代人都似寄居于偶然时空内的过客，他们没有能力继往开来。我之所以成为一个我，就要求行为的连续性，不能简单地以今日之我去否定昨日之我。[102]卡多佐大法官在1935年经济大萧条过后也曾写下一句经典的同一性叙事：联邦宪法所基于的理论是，各州人民必须浮沉与共，并在长远看来，繁荣和拯救在于联合而非分裂。[60] 由此可见，宪政需要建立在一种社群主义的共同体基础上。

换言之，共和主义的审议政治可以最大限度地去调和自治和法治的张力，可以在多元性的现代社会生成我们的法律，服从法律就是在实践一种公共自由。牲口是没有时间感的，也因此牲口的世界没有进步，所有的只是周而复始但原地踏步式的循环往复。

一方面，宪法成为我们的法律，有助于培育我们人民的政治认同。[94] 4.同一性的认同 我们是如此不同，但又生活在同一部宪法之下。

热爱是一种信仰，热爱是一种不同于同意的态度，正是有了对宪法的热爱，生活在宪法下的人民——美国人民——才将这部宪法理解为他们的宪法。[26]关于死人之手的统治，可参见Adam Samaha,Dead Hand Argument and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108 Columbia Law Review,pp.607-680,（2008）。

个体主义的模式希望去隔断我自己和那个过去，这是在扭曲我当下的关系。换言之，我们人民何以构成一个单数的共同体，为什么每一代的新人换旧人并不会增生出一个全新的共同体，[51]反而是在生成一种生生不息、世代绵延的共同体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文提出人民的两个身体的命题。[17] （三）作为先定承诺的宪法 宪法规范是在时间维度内生成的先定承诺，宪法就是对先定承诺的书写，因此不可能是杰斐逊所预设的一代人尺度内的文件，而宪政就是对先定承诺的信守，呈现为一种跨越代际的自治工程。更好未必是尽善尽美，更多时候可能是要兑现现状所未能实现的承诺，也就是马丁·路德.金所说的那张因资金不足而被退回的空头支票。

[73] 现代宪法的制定都是人民主权的绽放。在他们看来，宪政的本意就是要遵守祖宗成法，死人之手在道德上是可欲的。

[28]David Strauss,Common Law,Common Ground,and Jeffersons Principle,112 Yale Law Journal,pp.1725,1734,（2003）. [29]说服平台，参见Balkin,supranote 20,pp.129-137。根据摩根的论述，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人民在现代政治中本身就是一种信念：政府的成功要求虚构的认受，要求自愿地中止怀疑，要求我们相信国王是穿着衣服的，即使我们看到赤裸的他……英国和美国的人民政府是建立在虚构之上的，苏联政府同样如此。

使人相信人民可以直接发出声音，或使人相信人民必须由代表发言。第二是可毁灭的，这是指文化世界的人造物并非一劳永逸的永恒，如果不能加以适当保育，它们终将会失去，仅仅将它们书写下来从来不足以将之维持，因为有很多法律和诗歌的书籍，我们虽然拥有，但却无从知道如何去阅读……保护一个法律的体系要求这样的教育项目，它可以向每一代新人介绍法律，让新人们学会解释法律的方法。

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愈发模糊，他们对于独立战争不再有先辈那样的感同身受，流血牺牲从所见变成所闻，最终成为所传闻。[14] 杰斐逊晚年仍未改初衷，一直保持着革命派的本色。再进一步，每一代人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只是在时间历程中的一个独立片段或绽出。正是先定承诺划定了当下之我们的政治决策的领域。

宪政故事构成了美国宪政实践的文化基础，培育了每一代人对宪法的认同、热爱和信仰，而信守作为先定承诺的宪法规范也因此成为美国人的公民宗教。意思自治并不意味着当下偏好或欲望的统治，而是要求要信守承诺。

使相信，是在告诉我们，信念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生成在一种有关共同体的历史叙事之中的，在此意义上，现代国家不仅是想象的共同体，还是一种被想象或叙述的共同体，正是在这种叙事中，我们才可以跨越不同的代际而共同起来。[107]Levins on,supra note 7,65,78。

首先，自治和法治都是宪政主义的共识,政治自由的要求，应为所有人尊重。[4]Jed Rubenfeld,Freedom and Time：A Theory of Constitutional Self-Government,Yale University Press，2001，p.18. [5]关于原旨主义的实证研究，可参见Jamal Greene，Nathaniel Persily Stephen Ansolabehere，Profiling Originalism,111 Columbia Law Review,pp.356—418,(2011)